推开历史厚重的大门，倾听岁月无声的启迪。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非常荣幸。我分享的书目是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是江南钱氏众多才俊中的一位。这本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在旅途中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5次演讲，本书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
书中，钱穆先生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他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来分析：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
第二讲考试选举制度；
第三讲赋税制度；
第四讲国防和兵役制度。
书不厚，仅180多页，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该书给予我们的，是一面镜子，读起来体会很多。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所谓“历史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时代意见，即后世者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制度做出的评价。钱先生一再强调历史意见的重要性，全书从序言到总论，十多处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摈弃很多中国优秀的社会体制，而随便盖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妄加否定。
没有一项制度是一二十年、一两百年不变的。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科举制，科举制经过唐、元、明、清的发展和演变，直到清末1905年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一项制度存在1000多年肯定有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合理性。英国、德国也曾参考了科举制度。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个社会就会七拱八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座的各位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希望大家都能客观理性的评判。
钱穆先生在书中写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所谓“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因果和依据。例如，汉代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23岁起开始服兵役。有谁知道为什么是23岁呢？这是由当时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汉代耕作主要依靠人力来完成，生产力不发达，无法实现多产。过早的让男子服兵役会减少农业上的劳动力。二是遵循农业耕种规律，壮丁劳作三年后便会有一年的积蓄用来照顾家人，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所以汉代男子20成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23岁才被要求为国服役。这一制度不仅是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考量。所以只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将事物看得透彻，才会更好地理解其精妙奥义，思虑周全、未雨绸缪。
钱穆先生在谈汉代的赋税制度时着重分析了公私分税的发展。公私分税，即针对耕地的田赋征作政府公费，而针对山林池泽的商税则专供皇帝私用。最初公私分税的设立绝不是出于皇帝的私心自肥，因为封建社会初期的耕地相对非耕地而言更多，归国家所有的田税便是大宗，而归皇帝私有的商税只占小头。始料未及的是，战国之后盐铁之利迅速膨胀，这意味着皇帝将国家大部分收入纳入了囊中，这一转变是开始制定制度时所不曾预料的。所以要认识到事物是时刻发展变化的，不能将一时当作一世来笼统评价，而是要将眼光放长远些，根据事物的变化积极调整我们的认知。
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如他指出“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是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做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我们党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点，树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一穷二白迈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迈向文明富强。我想只有大众对自身文化与历史都心怀“温情与敬意”，我们国家才能拥有向前发展的更加强大的内在动力。
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有一个青年才俊，今年31岁，他在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他毅然决然的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发展？“我对中国有信心”。我又问，那为什么不留在北上广深大城市而回到四川呢？“在我心中成都就是大城市，我愿意参与和见证它变得强大”。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铸魂二班的王旭同学。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口博览会上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经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