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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被迫进行的一场全局性、大规模、反侵略自卫战争。下面是小编为您推荐抗美援朝战争71周年作文精选范文五篇集锦。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
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
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
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
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1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
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
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毛泽东则把彭德怀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
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
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之后，中朝双方都意识到要把美军“赶下海”，已经不现实。况且，恢复朝鲜国土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因此中方开始考虑在朝鲜战场采取边打边谈、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同毛泽东会面，双方商定应开始谈判并寻求停战，这是朝鲜与中国“对表”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会谈结束后，中方决定派高岗去苏联向斯大林说明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此时，金日成也提出，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安排。
在会见高岗和金日成时，斯大林对中朝共同做出的停战决定并不赞成，他甚至显得很激动地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该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不难看出，斯大林的考虑，还是出于苏联的战略利益。因为在朝鲜半岛持续进行的战争，可以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远东，这对以欧洲为重点的苏联自然有利。
然而，由于中朝双方通过“对表”，已经有了共识，寻求停战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理由也很充分，斯大林很难强求中朝去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
随后，斯大林先后致电毛泽东，不仅表示赞成停战，而且强调说：“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这一态度，等于是把朝鲜战场战与和问题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关头和重要时刻，朝鲜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与中国“对表”，都体现出中国所发挥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而朝鲜也尽可能与中国相协调。由此在朝鲜战场上也形成了中朝双方并肩作战，同时在政治外交斗争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局面，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形容为“血盟”的关系。
中朝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中朝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政治上相互尊重，尤其是中国对朝鲜不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促成了中朝关系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对朝鲜战局发展以及其后的谈判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是必然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迎来停战与相对和平局面，中朝关系虽然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亲密状态，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朝鲜在和平建设时期，更多的依靠苏联，并且加入了“经互会”，因而相对重视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关系，与中国“对表”的情况渐渐少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朝鲜的态度也较为暧昧。
中朝关系的这种变化，并非是朝鲜的“忘恩负义”，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影响到朝鲜的选择。作为一个小国，且依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朝鲜不能不另找依靠，另有所图。
其一，中国在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没有像美国那样，仍然在韩国长期驻军，形成坚强的美韩同盟，并且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相比之下，中国则在1958年实现从朝鲜全部撤军，中朝之间虽然仍有互助友好条约，但这样的“同盟关系”难免显得松散。
其二，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通过“华约”把东欧国家搞成自己的“卫星国”，甚至不惜出兵波兰和匈牙利，收拾那些所谓“不听话”的伙伴。中国始终尊重朝鲜的主权和尊严，也力所能及的向朝鲜提供各种援助，但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约束力”，朝鲜为了自身利益，也宁肯更多的靠拢苏联。
其三，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不仅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也并未表明向朝鲜提供“核保护”。相反，美国却宣称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且一度在韩国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这就使得朝鲜不仅面临强大的常规武力威胁，而且也面临现实核威胁，这也是促使朝鲜寻求苏联的“核保护”并日后自主发展核力量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对朝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中国的立场和道理。中国逐步淡出中苏同盟，也不在中朝(包括中越)之间搞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反映了中国既不想被别人控制，也不愿控制别人的原则立场，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也反对任何外国在别国驻军，中国从朝鲜撤军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在所谓“核保护伞”问题上，中国对此更是反感。中国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维护自身安全。中国既不想让别人提供这样的“保护伞”，也不会给别人打这样的“保护伞”，所以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提供“核保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情。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常客，他每次来中国几乎都要会见毛泽东，但有一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基辛格对此感到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在此前与中方的会谈中，曾经提到过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因而拒绝了基辛格的会见要求。
中国对朝鲜的上述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也许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没有错。拿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虽然同属于大国，但彼此的历史传统、战略理念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都有很大不同，因而没有可比性。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历来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朝鲜)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外部形势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尽管如此，朝鲜虽然与中国“对表”的时候少了，但中朝关系大局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事情的逆转主要发生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此时，俄罗斯已经疏远甚至“抛弃”朝鲜，而中国也与韩国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更是得到飞速发展，朝鲜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则日益加深，同时对中国也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由此走上“先军”和“拥核”的道路。
中朝在发展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朝鲜先后进行的核试验，使中朝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甚至多次走到低谷。中朝两国尽管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形势比人强，朝鲜半岛每一次核危机的发生，都迫使中国不能不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是很痛心的选择。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金正日晚年。这个时期，他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理智的看待中国取得的巨大成果，并且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对朝鲜的耐心劝告。那段时间，他多次来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此番朝鲜主动与中国“对表”，并非是中国如同当年抗美援朝战争那样，对朝鲜的局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中国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以及自身取得的成就，对朝鲜产生的感召力，从而让朝鲜重新认识了还是中国靠得住。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因为金正日的去世和朝鲜国内的___，被人为的打断了，直到今天虽有复苏和重启的动向，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朝鲜还会与中国重新“对表”吗?这个问题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影响到中朝关系的未来。中国并不想朝鲜成为自己的“附庸”，也无意再搞当年的“血盟”，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朝鲜与中国频频“对表”，那是形势造成的结果，并非中国的意愿。当下，中国更乐见中朝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对朝鲜的安全关注也不会熟视无睹。
实践证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对表”，既取决于对局势的干预能力，也取决于影响和感召能力。如果说，当年朝鲜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表”，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处于危难时挺身相救，并且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体现出对局势强大的干预力;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更愿意看到朝鲜能够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虽然不会“约束”朝鲜，但却希望其能够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上，能与中国彼此理解，相向而行。
西方人习惯于说，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朝鲜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个强大的中国，因而也会高看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其实，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还是把中国视为朝鲜的“近邻”更为现实。形势可以变化，近邻却无法改变，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原则立场，以及今后的对朝政策，都会以此作为出发点。因此，无论朝鲜是否还会与中国“对表”，中国都不会坐视朝鲜半岛生乱生战，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被迫进行的一场全局性、大规模、反侵略自卫战争。我志愿军从中朝边境鸭绿江开战，连打三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七线，攻占汉城，将战线向南最远推进了五百公里，最终在朝鲜中部三八线实现了停战，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目的。
总体上看，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完全的伟大胜利，具体则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历史功绩。
一、抗美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麦克阿瑟是“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是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美国将军。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自信满满地说：中国人如果出兵朝鲜，必然遭到一场残酷的杀戮，他们没有这个胆量。11月24日，麦克阿瑟乘坐飞机到朝鲜战场进行视察时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在两周之内结束朝鲜战争。但仅仅过了不到10天，麦克阿瑟却改口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称：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狂妄的美军五星上将终于承认新中国是一个完全新的军事强国。
美国人素以傲慢闻名，美军建军之后与英军、墨西哥军、西班牙军、德军、奥匈军、意军、日军都直接交过战，从来没有中途向对手主动求和停战的纪录。1951年6月30日，“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致函中朝联军司令部，最早提出了谈判建议，继任者克拉克又多次提出。美军肯放下身段首先向它的对手求和，这在只有240多年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留下了以下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生涯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高级将领战后撰写回忆录或总结时，都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战斗力优于德军、日军，是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强大对手。这也是后来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始终不敢越过中国警告的越南境内北纬17度线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前总统胡佛在一次演说中曾猛烈抨击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并无可奈何地承认：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共产党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毛主席在接见我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同志时说：“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后，打了8次大的战争，其中有3次发生在20世纪，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次打败仗。”
二、抗美援朝战争挽救了朝鲜党、国家和人民军的严重危局
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进，“联合国军”也在做越过三八线的准备。同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向中国发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在美国侵略军向北进犯至中朝边境鸭绿江的严重危急情况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于1950年10月8日下达了出兵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中朝两国军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迫使美军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4037门。
毛主席在战后说，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人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
三、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
毛主席1950年10月27日在与周世钊谈到抗美援朝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还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这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换得了__多年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难得的国际条件，使得中华民族以威武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四、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威力
美国人在战后想不通为什么会败给了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论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中共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联合国军”世界一流的美国武器装备相比差距巨大;论参战官兵的物质待遇，“中共志愿军”是一支穷人的队伍，而“联合国军”官兵的薪酬物质待遇那可是相当的高;论可资利用的国际资源，美国掌握着联合国的主导大权，而新中国在联合国还没有合法的席位，政治上美国占据主动地位。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却不能在朝鲜战场上最终战胜对手，这是令一些美国政要恼怒不已、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敢于出兵朝鲜，与世界霸主的美国及其领导的实际上由23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军事联盟作战并能最终战而胜之，这在全世界面前极大地振奋了中国的军威。当时不论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能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朝鲜战争期间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说：“美国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强国”。美国军事首脑从此不得不将新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
毛主席曾从哲学的角度论证过纸老虎和钢老虎的关系：“他们也是一个铁老虎，钢老虎。他们凭着钢铁多，凭装备优势，貌似强大，内里空虚。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战争规律，从来如此，劣势装备可以战胜优势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以弱胜强、扬眉吐气的对外反侵略战争。
五、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了我军现代化的整体作战能力
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而且是与以美军为主力、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作战，这对我军来说是全新的课题。随着战争的进程和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对参战部队进行轮换。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陆军共有25个军76个师总计290多万人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锻炼。
轮战的实施既解决了我军在朝作战部队的休整和保持充足作战力量的问题，也使我军更多的部队、指挥机关和指挥员得到了现代战争的锻炼。
1953年9月，毛主席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时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装甲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也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联合协同作战的转变，由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这些观念的转变，对于提高我军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六、抗美援朝战争加快了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武器装备与“联合国军”的差距极为悬殊。
美国开始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空军和海军的飞机约1200架，地面部队每个师另编有22架炮兵校射飞机;海军各种舰艇300余艘;美国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共有坦克1000余辆，装甲车330余辆，各种车辆3800余辆。我志愿军既没有空军参战，也没有海军参战，地面部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配，每个军只临时配有100辆负责运输物资的汽车。敌有我无这是其一。
敌我双方都有的主要武器，我志愿军与美军相比，也是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美国步兵部队每个师除装备坦克外，还有各种火炮959门，而志愿军每个军才编有各种火炮540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的的56%。美军一个师装备各型无线通信机1400部，有线电话机1100部，而志愿军一个军才装备无线通信机69部，有线电话机375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同类装备的5%和34%。敌多我少这是其二。
美军火炮新、口径大，射程远、弹药足，最大射程可达20多公里，均由汽车牵引和吉普车载运，威力大，机动性能好。而我志愿军装备的火炮几乎全部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装备，火炮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最远能打10公里，且弹药不足，多用骡马驮载或由人工肩扛，威力小、机动性能差。敌好我差这是其三。
从1951年6月之后，入朝的我志愿军第20兵团和其他部队，都改装了苏式武器装备。从1952年夏季开始，我志愿军的陆军武器装备有了明显的加强和改善。特别是我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953年底，共发展到28个师71个团，其中歼击机18个师、轰炸机5个师又1个独立团、强击机4个师、运输机1个师另1个独立团、侦察机3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形成了有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战斗力较强的空中力量。美国空军参谋长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七、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起点
在我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就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参与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号召后，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各族群众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并组成慰问团赴朝鲜慰问，给参战的志愿军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同时也激发了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空前热情。
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各界群众捐款总额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
毛主席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重要意义时说：这场战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了百年来中国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奠定了新中国不可阻挡地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一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
八、抗美援朝战争促使苏联归还了其在我国东北的各项权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苏、英三国首脑就远东问题签订《雅尔塔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必须恢复，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的公司经营。让世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却由苏联接收。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毛泽东敢斗世界头号强国的英雄气概，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联合国军”，看到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强大凝聚力，看到站起来的“东方雄狮”是不好欺负的，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和结束之后，就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都友好地逐步交还给了中国，维护了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九、抗美援朝战争给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增添了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们坚信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发展中国家被压迫人民群众为此欢欣鼓舞，他们纷纷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解放的革命道路，从而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
从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有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坚实步伐，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第三世界广大国家把新中国“抬进联合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党来说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立足之战，对我军来说是走向世界战场的立威之战，对我国来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功德无量，永彪史册。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归国华侨与海外侨胞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参军参战，参加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加快新中国建设步伐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归国华侨与海外侨胞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参军参战，参加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加快新中国建设步伐做出了重大贡献。
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1950 年6 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实行武装干涉，同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的行径引起了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极大愤慨，纷纷予以谴责，广大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更是以各种不同方式，与祖国人民一道支持抗美援朝斗争。
1950 年11 月4 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后，旅法华侨联合会于11 月12 日发表声明，热烈拥护祖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积极支援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利用动员会、报刊、现场控诉、示威游行等多种形式参加以“仇视、鄙视、蔑视”(简称“三视”)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12 月13 日，北京市留美学生及教会等团体两万人举行爱国示威大会及游行，抗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11 月8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所作“中国干涉朝鲜”的声明。12 月27 日，中国留美学生500 余人发表声明，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并在声明的最后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51 年2 月21 日，全国30 余个大中城市的海外归国华侨与各族人民一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侵略朝鲜。2 月23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就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发表讲话，指出：“南洋各地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对祖国曾有很多贡献，现在应该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阴谋而奋斗。”
为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印尼广大华侨发动了不看美国电影的群众性运动。从1950 年12 月初开始，印尼华侨报纸《生活报》《新报》及其他进步的华侨报刊，都登载了华侨群众反对看美国电影的文章。
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鼓励志愿军战士英勇作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投入到慰问志愿军的热潮中。他们积极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在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朝鲜军民。1951 年3 月20 日，缅甸竖榜埠民主同盟支部及该埠华侨社团市摊公会、青年勤奋社、育德校友会和育德学生自治会以及育德学校的教职员，联合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在信中写道：“你们的光荣胜利使我们感到祖国新生力量的伟大。远离祖国的我们，热烈拥护与支持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并誓为你们的后盾。”旅蒙侨胞不仅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还募集了蒙币慰问金10 万元(折合人民币6.641 万元)。1952 年9 月，全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代表海外华侨，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为了加速国防建设，1950 年12 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1951年6 月24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以此为契机，全国掀起了积极参军参战的热潮，广大归国华侨和海外华侨青年学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报名参加志愿军，积极投身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中。1950年11 月，北京有200 余名归国华侨报名参加志愿军。被称为侨乡的广东省江门市，1950 年12 月至1951 年6 月，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和参加志愿军的有234人。1950 年8 月，泰国归侨朱雪影回国后到汕头华侨中学读书,1951 年5 月便报考了第41 军青年干部学校。印度尼西亚归侨李谦敬1950 年回国，1951 年报考了步兵通讯学校。1950 年10 月，马来西亚归侨林森华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1950 年，朝鲜归侨于永胜参加志愿军，重返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三等功3 次，回国后曾任辽阳市侨联副主席。越南归侨朱梓庭1950 年回国考入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12月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3 年朝鲜停战回校复读。泰国归侨黄君亮1950 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曾任锦州市侨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0 年10 月，刚从东南亚各国归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附属华侨学校青年学生杜俊添等116 人，直接报名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旅日华侨孙实甫组织了666 人的7 个战场救护医疗队及志愿服务大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各种战地服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批朝鲜华侨积极参加运输队、担架队，为志愿军当翻译、护理伤病员，进行各种战地服务。
在赴朝参战的志愿军各军兵种中，有许多华侨官兵及英文翻译。其中，新马归侨、志愿军第23 军政治委员卢胜;印尼归侨、志愿军空军第15 师政治部主任叶松盛;菲律宾归侨，志愿军炮兵第8 师副师长黄登保、志愿军第39 军115 师副团长王天华;泰国归侨，志愿军第68 军203 师副师长庄江生、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秘书处长马松、志愿军第12 军92 团团长丘志坚、志愿军第20 军前卫团团长陈统光、志愿军司令部8 中队(团级)队长詹政权、志愿军第19 兵团前指干部巫志远、志愿军铁道兵第6 师工程师陈炎创、志愿军第4 野战医院副教导员云昌万、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林一如、志愿军战士张锦;马来西亚归侨，志愿军第12 军31 师参谋长林有声、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翻译邱应觉;美国归侨、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英文打字员冀朝铸;越南归侨、志愿军第66军196 师587 团连文化教员廖逢堂;朝鲜归侨、志愿军空军第3 师大队长汤奎;缅甸归侨、志愿军铁道兵见习参谋陈楚钦;苏联归侨、志愿军侦察科长周岩峰等，是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的优秀代表，他们用赤子丹心和满腔热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支援祖国反封锁、反禁运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1951 年5 月18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强行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中国和朝鲜禁运战略物资。在这期间，先后有40 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为了支援祖国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将祖国所需战略物资不断运送回国。印尼华侨黄一飞，是苏门答腊巨港市“勿拉柔”石油工业区矿区工会副主席，被广大华工拥戴为工人领袖，人称“铁胆子”。在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他冒着极大危险，通过荷兰渣华轮船公司，一次又一次地把石油运进中国，为抗美援朝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忠勇爱国行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侨委的赞扬。
在美、英、法等国对中国禁运期间，且不说运送橡胶这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物资到中国难上加难，就是运送其他物资到中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在新加坡担任南益公司总巡和南暹公司总经理职务的李引桐，为了支援抗美援朝，甘冒风险，通过他在香港的南宗公司，由泰国经香港、澳门等地，辗转给国内运送了21万吨橡胶，而且都是捐赠，分文不取。后来，李引桐又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种.种危险，将橡胶树苗引进到国内，在海南岛建立起第一个橡胶种植基地，填补了中国橡胶种植的空白。因此，李引桐被誉为中国的“橡胶之父”。
霍英东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在香港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霍英东‘韩战’时期靠走私起家”这句话，在国内外流传了几十年，对此，霍英东始终保持沉默。在80 岁生日时，霍英东终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郑重声明：“当年我不是走私。”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港英当局加入对大陆的禁运，香港爱国商人采购到物资后，无法运回国内。在这种情形下，有人找到了霍英东。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霍英东清楚地记得：“从1950 年到1953 年的3 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我们加班抢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当时，我们运的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
20__ 年10 月25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__ 周年大会上，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香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霍英东说：“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
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
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前7 个月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处于悬殊的劣势，既没有空军参战，又没有坦克参战，且大炮数量有限，因此在作战中困难重重。当时国内又在恢复建设，财政负担很重，不可能再从财政上临时拨款购买作战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据此，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 年6 月1 日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发出后，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纷纷捐款捐物，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爱国华侨司徒美堂、蒋以谭等人率先捐资购买飞机大炮，医疗器材。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侨委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庄希泉在北京组织归侨、侨眷积极捐献“华侨”号飞机，众多归侨当场捐献2亿多元(新币值两万多元)。平壤华侨1951 年6 月至7 月，捐献朝币780 余万元。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福建晋江侨乡捐献飞机1 架，昆明市归侨捐献人民币10 亿多元(新币值10 万多元)，梅县水客公会成员捐献855 万元(旧币)，认购公债款3180 万元(旧币)，华侨仲伯诚捐献港币474 万元。1951 年6 月10 日，北京归国华侨1000 余人举行捐款捐物支援英勇志愿军大会，共捐款2 亿多元(旧币)，仅华侨补习生就捐献了141 万多元、金首饰41 件。连城县归国华侨、侨眷1951 年春捐款200 万元(旧币)。印尼华侨购大批金鸡纳霜赠送给中国红十字会，支援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发出不到10 天，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就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以实际行动自愿捐赠战斗机一架，响应总会和您的号召”。为此，王宽诚不惜抛售地价正在飞涨的香港黄金地段地产，集资500 余万港元，独自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并购买大量国家紧缺军用物资运入上海。不仅如此，王宽诚还认购了相当于2000 两黄金的公债，支援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此外，1950 年10月15 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从集友银行开出一张500 万元人民币支票，作为购买棉衣的捐款捐赠给在前方英勇奋战的志愿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毕鸣歧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率先捐献飞机一架，并带动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5 架。在上世纪50 年代认购公债中，毕鸣歧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首。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公债20 多万元，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关注，该行派人专程为毕鸣歧开办了公债保管业务，毕鸣歧当场将20 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对毕鸣歧的爱国之举，时任天津市市长黄警给予了高度赞扬。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王源兴独自捐献一架飞机，并带头捐资创立广州华侨小学、厦门华侨博物院，在华侨大学创立时兼任筹委会副主任，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伟大爱国者。最令人感动的是，有的海外侨胞为了能给远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多买一架飞机，多买一辆坦克，甚至捐献出他们的全部家产。据1952 年2 月《进步日报》报道，截止1952 年底，海外华侨的捐款数额超过1 亿美元。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的踊跃捐献，在改善和加强志愿军武器装备及购买军用物资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军队在大量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迅速突破“三八线”并挥师南下，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现在追究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南北双方都有武力统一的冲动，并且将其视为民族“内部冲突”。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和对外关系。由于美国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不仅使大陆“解放台湾”的计划从此搁浅，而且导致中美在朝鲜半岛展开一场殊死较量，中国被迫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朝鲜半岛爆发的这场战争，既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建设，也妨碍了中国的最终统一，可以说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而也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中国为何没有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中国又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
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这既是美苏等大国的“战后安排”，同时又很快受到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成为两个阵营斗争的“前哨阵地”。
在此背景下，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多次向斯大林寻求支持，要求在朝鲜半岛发动“统一战争”，但斯大林由于顾忌苏美直接对抗，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促使这种局面发生变化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公开宣称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在内的地区，不再是美国在亚太的“防御范围”;二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不得不放弃对大连、旅顺港的长期使用权。为了寻找替代旅顺港的太平洋出海口，斯大林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的四个天然良港，即位于朝鲜的元山，韩国的仁川、釜山和济州岛。
考虑到苏美在朝鲜半岛直接对抗的风险降低，同时更重要的是苏联需要在朝鲜半岛开辟新的太平洋出海口，因而斯大林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从不置可否转变为明确支持朝鲜发动“统一战争”。
斯大林态度的这种改变，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原说好用于援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大量武器装备，特别是海空军装备，转而给了朝鲜。苏联军援方向的如此变化，使朝鲜有了发动“统一战争”的本钱，却使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条件，中国领导人对此感到震惊和不解。
就毛泽东的初衷而言，是先等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实现了统一，然后再腾出手来帮助朝鲜。这种态度，斯大林和金日成都很清楚，但他们却背着中国改变了这种“顺序”。
尽管如此，中国在阻止朝鲜战争爆发的问题上，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起到重大作用。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环节：
其一，斯大林虽然同意朝鲜发动“统一战争”，但又要求金日成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是尊重毛泽东，认为他对亚洲的情况更了解，但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大林对金日成能否打赢战争并不放心，而一旦发生变故，只有依靠中国来收拾局面。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坚决反对，斯大林改变态度并非没有可能。
其二，朝鲜尽管得到苏联的援助，有了海空军武器和足以组建6个步兵师、3个机械化师的装备，但缺少能打硬仗的部队，这是其军事上的先天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日成向中国提出，让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3个主力师，这也是其发动“统一战争”的骨干力量。试想，如果中国当时拒绝了金日成的要求，他手上只有武器装备而无英勇善战的部队，朝鲜战争还打得起来吗?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两个关键环节上，中国都没有很好把握。不仅默认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安排，而且也同意让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这就使得违背中国意愿且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的朝鲜战争，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爆发了。
中国既然有可能阻止朝鲜战争的发生，为何没有通过坚决的努力去实现这一目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条：
第一，中国与苏联和朝鲜是“三驾马车”，那“两匹马”都要朝着那个方向拉，中国不好一家人否定他们两家，尤其否定斯大林。这就涉及到时代的因素。自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后，中国实际上已经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在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环境中，中国明确提出苏联是“头”，因而对于斯大林的决策，毛泽东很难执意反对，也必须维护阵营内的团结，所以只能默认苏联和朝鲜的共同安排。
第二，在朝鲜半岛局势逆转，中国决策层围绕是否出兵朝鲜展开激烈争论时，毛泽东私下曾经表示，就是打不赢也要去，否则苏联的大量援助就要落空。很显然，这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牵制中国难以坚决反对和阻止的重要原因。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划清界限”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持，如果因为朝鲜战争的事情与斯大林把关系搞僵了，苏联原先承诺的经济和科技援助，势必要出现问题，这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关乎未来发展的大事情，所以做出妥协和让步也不难理解。
即便是未能阻止朝鲜战争的爆发，但中国也希望将战争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因而提出了朝鲜在前面打，中国在后方帮忙守的建议，以免在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时，不至于搞得太被动。
让中国感到无奈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已经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愿考虑中国的建议，甚至通报战况都很勉强。此后，对中国再三提醒要警惕美军可能在后方登陆的告诫，也压根没当一回事。
直到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抄了朝军的后路，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几乎溃不成军的时候，金日成这才急忙向中国求援，迫使中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艰难抉择，打了一场本可避免却又不能不打的战争。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当年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阻止朝鲜战争的爆发，但没有实现这样的目的，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问题。
今天的朝鲜半岛，爆发新的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中国作为近邻，仍然面临能否制止战争和怎样去制止战争的问题，当年的那种历史考验，很难料定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
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在朝鲜半岛早已不是“一边倒”，中国对发展朝鲜、韩国的关系同等重视，也反对任何一方生乱、生战。但这里依然存在一条“底线”，那就是谁越过“三八线”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谁就是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中国不仅对此坚决反对，而且也必将进行坚决干预，否则就很难阻止一场新的朝鲜战争的爆发。
诚然，中国虽然与朝鲜仍有相关条约关系，但决非是盟友关系，中国也决不会因此而束缚自己。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就支持，谁做不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就反对，谁要主动挑衅甚至冒险发动战争，那就意味着与中国为敌，中国也决不会坐视不管。
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变化，不仅对中国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且中国也有责任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正因如此，无论是谁如果还想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新战争，那也要看看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以史为鉴，中国决不会再给任何人重新挑起战争的机会，也决不会让当年朝鲜战争的历史重演。
这是一场奇怪而又伟大，惨烈而又感人的战斗。
长津湖之战，人类战史上最冷的一场仗。
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中国人穿着单薄的服装，拿着简陋的武器，饥肠辘辘，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无休无止地冲锋，冒着美国人猛烈的轰炸和密集的弹雨，勇往直前。
美军的里兹伯格团长战后回忆：当他们执行撤退命令时，小心翼翼爬上山头，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百十号人，都据枪而待，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
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
中国的志愿军战士，即便冻死，也没有放弃阵地，放弃执行自己的作战命令!
里兹伯格团长感叹：这就是与他们鏖战了20多天的中国军队，就是层层包围着他们、一波又一波不断向他们进攻的中国人，就是这些人，他们宁愿冻死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为什么具备着这样非同寻常的意志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美军闯入志愿军阵地，看到的一幕令他们震惊，至今不信!
所有的美军士兵，在里兹伯格的命令下，向志愿军战士的遗体敬了军礼。
这只是长津湖之战的一个细节，而关于战果，美国海军领导层认为长津湖战役是在其历史上最骄傲的时刻，海军陆战队重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师团，令中国军队从前线撤回，这次突围成功最终确立了美国继续将朝鲜战争持续下去的决心。
而志愿军方面，志愿军成功地将联合国军驱逐出北朝鲜的东北地区，所以此战役以及在西线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对西方国家军队在主要战役的一次胜利，一举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大局。消息传来，毛主席也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