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意义
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竞争机制和风险增加，金融创新不断深化，大量新型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催生。由于这些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种基于未来的合约，其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流出在时间或金额上不能确定，这些业务成为了不确定性会计业务中十分重要的一大类别，对其有关会计问题进行研究，将突破传统会计理论的局限，大大丰富和拓展不确定性会计理论。
二、现实意义
金融工具会计，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是适应企业风险管理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研究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如何能够使会计信息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风险管理活动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行为，揭示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暴露和未来损益，不仅有利于企业管理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综合的经济决策，从而促进企业改善风险管理活动；
还有利于监管部门通过对财务报表的披露内容进行规范等进一步控制风险的积聚和传播，加强对交易者金融工具交易的监管。从2007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美国长期实行的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信用标准的放松等存在很大关系，而一种信用衍生金融工具—信贷违约掉期（CDS）则是本次危机的导火索，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尔街从事CDS交易的金融机构对自身风险的控制能力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其对有关风险的信息披露也受到了批评和攻击。鉴于此，对于在我国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中表现较为活跃的各家上市银行，加强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披露在这次金融风暴的阴影下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一、国外研究综述
第一，国外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规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成本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的讨论上。
门哥尔（Mengle，1990）在《商业银行市场价值会计的可行性》一文中，论证了商业银行市场价值会计的必要性，认为“市场价值会计具有决策相关性，有助于建立合理的破产准备以及资本充足性监管制度，减少历史成本会计对管理层操纵利润的负面激励，并可以保证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都得到确认。”’
美国会计总署在1990年的一份名为《银行保险基金：改革并增加额外准备金以外的基金》的国会报告中，指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编报的财务报告不利于银行问题的提前预警。历史成本计量的财务报告不能反映银行的真实情况，并
妨碍了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的有效进行。
1992年，美林银行在《要求披露公允价值：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的坏消息》和《银行的盯市会计：会计和估值含义》两份报告中指出，FAS107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有助于投资者识别绩优的金融机构，有助于金融分析师洞察金融机构的战略、经营和实际价值，并会影响股价，从而改变企业管理者行为模式。此外，还可以限制管理层管理失误和冒险行为，防止管理层误导市场对金融机构的估值。
凯兹（Cates，1997）在《财务业绩新模型的情况》一文中指出“银行实际以盯市作为业务管理的基础，而财务报表却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这违反了简洁明了的财务报表披露实际财务业绩的会计目标。”
第二，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方面，国外学者所做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意义方面，即市场约束能否发挥作用方面。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债务资金市场对银行披露信息的反应，另一类是股票市场对银行披露信息的反应。
（1）在债务资金市场上，一些学者对美国银行发行的“大额无保险存款证” （uninsured larg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的研究发现，银行风险将影响这种存款证的利率，风险越大、利率越高 （Baer and Brewer ，1986；
James，1988）。另一些学者还发现，银行持股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也与银行的信贷质量有关。Flannery和Sorescu（1996）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当投资者发现他们的本金将暴露在风险中时，会对银行信贷质量进行评价，并表现在债券的利率上。这一现象也存在于美国储蓄机构的大量个人存款方面。例如Goldberg和Hudgins（1996）对美国80年代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那些倒闭的储蓄机构的无保险存款一般在4年前就开始出现明显萎缩。也就是说，在债务资金市场上，市场约束的结果是：要么新的融资成本增加，要么融资难度增加。（2）在股票市场上，市场约束的反应则主要体现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上。研究人员发现，市场对银行的贷款质量非常敏感。例如，对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一些有此类债务的银行股价几乎立即对其做出了反应 （Smirloek and Kaufold， 1987；
Bruner and Simms，1987）。而另一些学者发现，1986-1989年美国西南五家大银行的倒闭，出现了所谓的市场“传染”效应，即在该地区其它银行的股票收益也都出现了异常 （Aharoney and Swary，1996），Docking等人（1997）对578家银行1985-1990年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现象，一家银行突然声明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会对其它未声明的银行股价带来负面影响。这表明市场对银行存在合理的推测行为，银行因此常常需要披露更多的信息。可以看出上述研究支持了市场约束机制的观点，即加强信息披露，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降低银行风险，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但上述分析基本都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缺乏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第三，在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方面，对于美国证监会（SEC）1997年发布的FRR28号文件，要求银行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披露，批评者认为这项披露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还可能误导投资者（Lehn，1997；
Logan&Montgomery，1997）。Gim S.Seow&Kinsun Tam（2002）通过研究一组银行的每股收益分别与衍生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名义金额之间的关系，指出前二者与每股收益之间显著相关，而名义金额与每股收益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二、国内研究综述
第一，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部分学者开始了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大多数集中于介绍国际准则研究进展成果和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冲击方面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有：
葛家澎（1996）在《当前财务会计的几个问题—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和不确定性》一文中指出“当前财务会计面临的难题不是传统金融工具而是衍生金融工具，它在确认、计量和报告方面都给传统会计带来了冲击，财务会计对它的反应和控制显得特别落后。在信息披露方面，将这些金融工具项目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表外项目将会给报告使用者造成隐藏的潜在风险，影响他们的正确决策，损害企业外部关系人的利益。”
耿建新（1997）在《商品期货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一书中，以会计核算为中心线索，对商品期货和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全面的探索。在该书的中篇部分，作者结合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从金融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个方面入手，比较说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基本理论，并例举了大量实例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操作方式进行了具体阐述。
徐经长（1998）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管理研究》一书中，首先从会计学角度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分析，给出了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学定义，然后以会计循环中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环节为切入点，就衍生金融工具对现行会计理论的突破展开了深入论述，指出“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以及以财务报表为中心的报告体系等，在衍生金融工具出现之后充分暴露了其不适应性。”
以陈小悦为主持人的课题组，在该课题结项成果《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衍生金融工具的两种披露模式（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不宜混合采用，如果允许混合采用，实务中则会演变为任意采用，其结果将会增加财务报表操纵的空间。”该课题组还指出“银行和金融机构报表中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比重较大，可选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比例较大，所以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处理衍生工具的会计准则可以采用表内确认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模式。”
陈引、许永斌等人（2003）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与会计对策》一书中，引入风险价值模型VAR、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均值一方差模型及期权定价模型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为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披露的会计模式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作者指出“针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的迫切要求，目前传统会计领域至少应进行以下内容的改革：重新构建现代会计理论框架，包括改进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基本原则及会计要素的定义；
重新构造会计的计量与确认的标准及要求；
构建完善的披露与列报指标体系及方法体系。”
第二，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方面，胡奕明（2001）通过对新加坡等5个国家和地区47家银行的年报中信息披露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银行的披露水平常常与银行自身的业务技术发展、银行当局的关注程度以及金融管理当局的规范有很大关系。另外，同一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披露水平上也常有很大差异。因此，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有关披露规范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因为有的差异是因为某类业务未开展或对经营效益影响小，或是因为技术水平有高有低造成的。焦津洪（2004）研究了各国的信息披露程序要求后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程序性还略显粗糙，不如新加坡和香港规定的全面和周详。胡奕明也将国际比较深入到了银行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胡奕明（2002）编制了“披露指数”和“披露比率”两个工具来研究我国以及其他国家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的程度，认为我国18家银行的信息披露比率平均只有12.19%，而英美两国银行为43.66%，其他如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巴塞尔委员会非成员国平均也达33.78%，即使是国内信息披露最好的上市银行（平均为34.38%）也与国际标准存在明显差距。
如何确立银行信息披露的边界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框架的核心内容之一。王立、向天燕（2003）认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风险成本层次化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边界划分的理论依据。企业通过信息披露获取一部分发展资金，或赢得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源；
但另一方面，信息披露会导致一定量的专有信息流失而损失部分可观利润，或引发公众对信息的负面理解，减少部分客户资源，甚至形成恶性的社会影响。就信息披露程度和企业所承担的风险看，它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对于企业而言，当信息披露范围扩大时，相应地增加了其承担的风险，使得资金的成本增大。他们还认为，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信息披露的第一个层次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中的共性化部分，该部分信息披露引起风险较少，这类信息主要包括会计报表类，如年终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第二个层次上的信息披露是指那些易导致银行风险加剧的信息部分，在我国主要是关于风险类信息的披露，如资本结构、资本充足情况、风险及评估等；
也包括公司治理信息，如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其工作情况等。第三个层次上的信息披露更有可能加剧企业的风险，对这类信息披露不但要求较高的金融市场成熟度，对制度建设规则也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一层次的信息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机构自身的信息，如管理层人员信息和经营的专有化信息；
另一类是该内容的披露容易导致与监管方发生共谋的信息内容。信息披露对于防止银行危机有多大的作用基于对一些国家银行危机的分析，朱敏（2003）认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并不是万能的，但它能减少银行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只有当银行对其有问题的领域进行充分披露时，金融市场才能迅速及时地做出反应。这样可以将银行危机的爆发限制在一定范围。问题的及时披露也可以促进银行业的兼并联合、有问题资产的转移和无力偿付银行的关闭。
在银行信息披露的特质研究方面，缪艳娟（2001）认为，由于商业银行更应注重流动性和安全性，在信息披露时，尤其应注意：（1）注重风险因素的披露；
（2）关注安全性信息披露；
（3）注重表外业务的披露。她还认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是一个不断扩展、完善的过程。作为市场的组成部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发展和完善受到市场发育程度本身的制约，一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内容的广度和详细程度与该国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龚佳、徐扬眉（2001）比较了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与非银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认为：（l）在信息披露内容方面强调行业的特殊性和披露内容的专业性。原因在于金融企业产品定价方式、业务性质的专业性；
必须在考察盈利能力的同时充分考虑资产的安全性和银行的流动性，即加强对银行特殊的资产结构和各项资产具体情况的披露；
各种特别的风险因素对银行的经营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进行提示。（2）信息披露程度低于一般的上市公司，除了涉及保密的法律规定外，也在于商业银行的高负债经营特征。
第三，在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方面，杨雨宇和王海峰（2006）认为，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存在披露不规范、定性信息和定量信息缺之间乏关联性等问题，应该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宋常、周银蕊（2006）认为，应该改进现有的报表结构，增加一张“衍生金融工具明细表”，对于无法在明细表中披露但又具有重大影响的特殊条款应当单独披露。李艳、朱琪（2006）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衍生金融工具应采用实时报告的模式，尤其应使用、VAR模型对复杂的金融资产组合进行风险测量管理。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分析我国上市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现状，评价其对有关制度的遵循度；
以信息透明度的标准为依据，指出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提高我国上市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
第二部分是衍生金融工具披露的基本理论，包括介绍其定义及特征，阐述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规范的国际比较，比较分析FASB、BCBS、IASB以及我国财政部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相关准则的规定；
第三部分对我国11家银行2008、2009年度财务报告中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并对美国3家银行2008年度财务报告中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针对前面指出的现状，并从部分美国上市银行的年报中总结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实践，指出二者的差异；
总结美国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践中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并结合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从提高信息透明度的角度提出完善和提高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