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非常高兴地与大家见面。刚才李世杰副市长作了很好的动员讲话，把这一次的办学目的、意义都讲清楚了。大家是科级干部，平常我们交流的机会比较少，那我就从这次办学的目的，联系到大同今天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干等几个方面讲一讲，先把源头讲清楚。
大同现在干什么呢？就是一个目标，概括起来叫“三名一强”。“三名”是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最终要实现经济强市。
利居是方便创业；
乐居是幸福的家园，是宜居、利居的基础上再创造、再提升。生态城市着重体现在御东新区。御东新区是以什么为主呢？城市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以文瀛湖为中心的生态公园。从风水学上讲，御东新区风水很好，背靠山，前有水，“山管人丁水管财”。风水学不是迷信，是一种民俗学，是多少年经验的积累。所以御东新区就是以生态环境为主体的宜居、利居、乐居城市。
我们规划建设的叫“一轴双城”，以御河为轴线（御河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曾经是皇家的河流），西边是古城，东边是新区。这样的城市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在大同城市的大容器里，装的是两大景观，一个历史，一个现代；
一个文化，一个生态，这样两大景观就会发生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就形成一种文化张力，这种张力会形成一种魅力。
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是有区别的，传统是以低矮的四合院为母体的，是砖木结构，体现了厚重的建设文化的神韵；
现代的用钢结构、玻璃技术做的，一个传统、一个现代就会形成强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是魅力，所以大同叫魅力城市。我们的城市建设坚持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原则。按照这样的思路往前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同的城市建设这样走下去一定会在全国的城市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同大不会超过北京、上海、太原，但我们以特色见长。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梁思成先生就提出来，对北京古城要保护，实行分开发展、新旧两利的政策。但由于当时没有认识到历史文化的价值，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革命化时代，梁先生良好的建议最后没有被采纳，祖国大地到处都在拆城墙，结果就造成历史遗存的彻底毁灭，那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时代。
大同城墙有幸断断续续存留了70%，古城中还存有大片的四合院，留存着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文庙、关帝庙、法华寺、纯阳宫等等文物古迹，留存着狮子街、庙街、缸角街那样的历史文化老街，保留着比较完整的里坊结构，这就给我们今天带来了机遇，让我们能重新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
有时我跟上海的同志们开玩笑，“你有的我将来会有，但我有的你永远没有”。因为历史不会倒转，百年前上海不就是个小渔村吗？而大同是几千年的古都，从赵武灵王算起，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北魏算起，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文物具有不可逆性，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是不会返回的。所以老祖宗的创造是昨天的辉煌，也是今天的财富，更是明天的希望。这是一种独特性。作为大同人民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要明白今天进行那么多的拆迁，那么多的改造，花那么大的代价，再挨上别人的骂，我们是要做什么。
我们作为政治人物，要有担当，担当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历史文化名城复兴我想这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今天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担当起来。2006年同济大学曾经为我们做过一个古城保护规划，里面的内容都是在城墙边起五层、六层楼房，高20米。传统建筑是靠什么来体现美呢？古城是一个水平城市，是靠四合院无限的连续空间作为母体，其间点缀着钟楼、鼓楼、太平楼、魁星楼和城门楼，形成了一个以母体建筑为主体，以公共建筑为天际线，有韵律、音乐感的水平城市。这就是我们的神韵。如果建20米的建筑，远远超过城墙12米的高度。这怎么能保护好呢？真正意义上的古城保护就是复原、复兴，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母体建筑和历史神韵的复原、复兴。好多人又问，为什么好好的要拆呢？其实我是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3.28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街巷我都走过，目睹了古城里的满目疮痍，可以说整个古城都是被垃圾包围着，古城的小巷都是残破不堪的。残破跟残缺是不一样的，残缺是一种美之所在，是有历史价值的。今天的大同人是有历史责任的，责任不是把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推倒再造，而是应该把它保护起来使它得到复兴。
那又有人问，大同有广袤的土地，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过不去，跟历史较劲呢？老祖宗创造那么灿烂的文化，为什么要在我们手里把它糟蹋掉呢？古城是大同的灵魂所在，50年代国家有许多专家非常关注大同，那时说古城第一位是大同，其次才是平遥。平遥是个县城，而大同是府城，况且还有皇朝的背景。本来我们应该奉若神明，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保护好，为什么要唾弃呢？如果把古城毁灭掉，我们叫老祖宗的不肖子孙，所以现在我们要抢救。古城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是唯一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所以在世界上也就是唯一的。不管欧洲有多少，那不是中国文化，大同是中国唯一的古城。
我跟上海同志又讲，未来的创造谁也估不透，但我有的你永远没有。时来运转我们可能还要做大都市，因为我们的大风水还在，怎么知道未来就不会超过上海？未来的创造需要我们努力，今天老祖宗的财产更需要我们保护。将来御东新区以文瀛湖为轴心，行政中心就选在那儿建，背靠马铺山，面对文瀛湖，在文瀛湖周边做一个景区。过了行政中心就是文化中心，有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大剧院，这些工程明年都要启动。
我们请的是国际大师进行设计的。大剧院请的是日本的矶崎新；
博物馆是崔恺，当代中国非常优秀的建筑师；
图书馆是美国的科恩，哈佛大学建筑系的主任；
艺术馆是英国的福斯特，就是设计香港机场、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那个人。在大同的土地上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各设计一个，就是说在大同这块土地上完全可以把城市建设得更漂亮一些，做得更好。请他们设计，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吸取他们的智慧来创造今天的辉煌。我们完全有这样的信心，我不是在这儿“口出狂言”，也不是“神经病”、“发高烧”。大家要相信大同的城市建设，就是我们的一轴双城，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态名邑，未来在全国的城市发展中肯定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今天的大同要有这个勇气，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流。这是“三名”。
总之，大同的发展要靠园区来拉动。干什么事一定要以务实的态度。我们过去招商引资大家有热情，但成效不大。政府的工作一定是一步一个脚印，落下来到实处。我一直讲，要把工作落在大地上，不要写在墙上，挂在嘴上。
“三名一强”就是大同今天要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是为某人制造政绩工程吗？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吗？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行动，这是市委、政府的集体决策。这个决策是代表了大同市人民意愿的，符合大同人民的长远利益，或者叫大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大同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机遇，今天再不能错失了，不然会被历史淘汰。这句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想一想、数一数大同历史，不妨简要地作一个回顾。
为什么今年大家都喊这么困难？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困难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责任不仅仅在于领导，责任在于你我他，大家都有责任。大家可能说冤枉，“我不是领导，我承担什么责任？”是我们的文化、习俗、习惯这方面的责任。任何领导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我就体会在大同干事太艰难了，有时候干得干得都不想干了，而且一见这地方好糊弄，喝酒、吃肉你好我好，没标准，没压力，没动力，那还干什么呢？恰恰是为了名利就不能干活，不干活也照样能当官，干活还惹人、得罪人，有人告状，这么辛苦、付出，还干什么活？所以，应该从文化上进行检讨。
大同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市营以下的企业全军覆没，哪一个还残存的呢？橡胶厂、鞋帽厂、塑料厂等等都关门了，云飞旅游鞋我们曾经风光一时，为什么都衰落了？历史走到了今天，我感到很沉重，我今天讲这个话的心情非常沉重，就是大同为什么走到今天了？今天的大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要做大事呢？“三名一强”就是大同的希望所在，出路所在，不这样就会被历史淘汰。这是我们集体的意志，也是大同人民的整体利益所在。
大同人民同在一条船上，必须建设“三名一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搞这次培训的目的。在大同工作了近两年，我是甜、酸、苦、辣、咸备尝，体会太深了。大同有没有干部？有多达4.5万人，比太原还多，特别是县处级干部远远超过太原，因为太原的学校、医院是没有县级干部的。我感到我们的干部，当然总体上是好的，为大同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很辛苦，主流应该充分肯定。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现在我们干部存在“三少一缺”的问题。
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干部一说就是不懂，且不说不懂本身就是错误，谁让你不懂？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懂？一年不懂，二年不懂，三年还能不懂吗？不会学吗？专业干部奇缺，缺得我想找个抓手也找不到，最近要成立平城文化旅游公司，把名城、云冈、恒山打包起来做一个平台，类似像西安曲江开发大唐芙蓉园、大雁塔那样的做法。但那天在平城公司协调会上有关部门拿了一大堆方案，还搞什么影视、歌舞。我就问，谁来搞这个事呢？专业人才太少了。
昨天作家阿城来了大同，他说，“大同文化名城的硬件不错，我给策划个主题吧，搞个中国音乐节，以唱歌、跳舞为主。”我说，“这个怕搞不起来吧，大同应该搞一个刘老根那样的大戏台，上演有地方特色的数来宝、罗罗腔、二人台等。”他说，“你不知道，世界上的音乐节搞得还是挺火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节。”我问，“你怎么能弄成？”他说，“我有资源，让崔健来演唱，搞露天音乐会。”我问，“露天音乐会群众能听见吗？”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需要放松一把，不需要听得见，就需要搭建个舞台，崔健一来，追星族太多了，提前几个月卖票，人山人海，一次能装25万人，崔健唱，大家也唱，谁也听不见谁。特别现在高考完了需要放松，很有市场。”我说这么多人能放下吗？他说可以搭帐篷。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挺有道理。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这个时代永远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是一个健康向上的力量。年轻干部少是一个缺陷。雁同合并是历史形成的一个包袱，政府组成成员4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50岁以下的也不多。
“三少”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一缺”，就是缺少事业心、责任心。有不少干部是当官不干事，干事不负责。到了今天我们的事大、事多、事繁，就需要一个团队，这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是多数人的事业。2008年修了30多公里我亲自检查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一天走10公里三天就走完了；
2009年修了110公里路，再加上那么多的桥梁、文化精品，一个月转个轮回就还很困难，况且还有各种事情，迎来送往，会议、接待好多事务性工作，我感到实在是难以支撑。特别是建好以后我们的管理，是更大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相比，建设容易管理难，因为管理每天都是新的，每天从零开始，环境卫生今天搞了能代替明天吗？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日日工，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把最容易的事千百次地做好就是不容易，把看似简单的事每次都做到位就是不简单”。管理太平常但是太不容易，需要良好的机制、良好的班子、良好的团队。历史走到今天，如果大同没有一个好的团队，没有人才的支撑，这个成果是不容易巩固的。今天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想到一句话，改变大同要先改变人，人的核心是在干部层面。确实是改变大同先要改变人，不改变人大同就没有希望。
过去老子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之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人就是“道”，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人，这是天、地、人三才。没有人就没有什么天道、地道，天、地、人三才人为中，当然人要符合天道和地道，但是天道和地道是服务于人，有人才有“道”。“形之下者谓之器”，我们搞的这么多都是“器”的层面，而不是“道”。改变大同必须要谋“道”，从人的层面、干部的层面来解决问题，需要人才，需要年轻的力量，因为今天的年轻人通过时间的逐步推移将来可能要走向重要岗位。我们的事业就是要靠一代一代人来往前推进的，要从科级干部抓起，培养一批优秀的科级干部是当务之急。
过去古人讲“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就是说要成就大事就必须有优秀的人才来支撑。曾国藩讲过“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什么是“替手”？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事业。这就需要找“替手”来办好，没有“替手”就不会做大做强。我们讲“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曾国藩这样的人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个标本式的人物，是一个楷模，千古完人，他的人格修炼和办事本领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他的家书、文章大家要作为终生的必修课，每一句话都是从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他说这个话是在组织团练带兵打仗时说的。他感到要建立一支地方部队，建立曾家军必须要选拔人才才能把事情做大。“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认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选“替手”。今天我们搞这个培训班就是要通过培训的方式给年轻干部提些忠告、进行培训，以此来为培养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打下基础。
使用人才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比较难，使用好人才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用才之胆，还要有容才之量。过去有人讲“庸才好用没有用，人才有用不好用”，庸才好用，但是办不成事，没有用；
人才有用但是有个性不好用。我想这句话修正一下“人才有用也好用”，这才是最佳的。上次于丹讲“外化内不化”，叫“内方外圆”，“外圆”是人生成本最低的要求，就是把人生所有关系都搞好；
“内方”是坚持，要有主心骨，有自己的人格修炼，有做人的大道理。
这次培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端正风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们如何来把握机遇，如何来认识这个时代的趋势，如何来搞好自己的定位，这也是这次培训的主要意义。什么是人才，作为一个人才有哪些含义呢？我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人才有四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读什么书，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干什么事”。
读书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静的功夫很重要。“非学无以广才”，非学习不能增加自己的才华，学习才能广博学识。“非宁静无以致远”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学习成功。
过去讲富不过三代，曾国藩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的后代也有很多成才之人。他的儿子曾纪泽，后来是中国第一代的外交家。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之气质本由天生，实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意思是人的气质天生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就可以改变，曾国藩觉得他儿子从小走路轻浮不够厚重，就通过这句话教育，让他改进。西方哲人培根也讲过，大家都熟悉，“读史使人明智”，读历史可以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读诗歌、唐诗、宋词可以使我们灵秀，让我们领略古人的神韵；
“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吴晗先生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余秋雨先生说得很好，“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要做一个摆脱平庸的人就必须读书。
读书要读什么书，我建议大家要多读经典，少读流行。我们现在属于知识爆炸的时代，网上有很多流行东西，信息实在太多了。我们面对那么多的诱惑和选择，但那些都是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就和流行服装一样，过去就烟消云散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现在的教育是有问题的，小学学的东西到了初中就没什么用了，初中学的东西到了高中就没什么用了。大家回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从小打造人生的基本功，国学要求从小就开始背《三字经》、《颜氏家训》、《论语》、《孟子》，年轻时下功夫多背一生都忘不了。到我这个年龄是今天的记不住，以前的忘不了，该忘的忘不了，老是回忆过去，今天记的马上就忘，过目即忘，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读经典。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圣贤的治学之道，是人类文化智慧的结合，就是用权威的知识告诉人们文化的根本在哪里，做人的基点在哪里。我感到古人太伟大了，人生的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新问题，伏羲画卦大约是在7000年前的时代，那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是用符号记录的，这就是为什么《易经》里用的全是符号。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伏羲就创造了《易经》这门学问，这是打开宇宙人生奥秘的钥匙。他太伟大了，他所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仍然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孔夫子在五十多岁读《易经》时是这样评价的，“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早一点，五十岁时读了《易经》，就可以少犯过错。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圣贤，孔夫子在世时没有被重用，甚至有人称其为“丧家犬”，我觉得这是亵渎圣贤。他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地传播学问、整理文化的精神是可敬的。以前的六经都是刻在竹简上的，散落的，一根竹简也刻不了多少字，将散落的六经修订好就是靠孔夫子。如果没有他的整理，先古文化就失落了，就不会传承到今天。虽然他未被当世所用，但是成了千秋的圣贤。孔夫子当时翻《易经》韦编三绝，“读易老而忘忧，韦编为之三绝”，“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当时的竹简是由牛皮绳编在一起的，“三”代表多，韦编三绝就是说孔夫子翻《易经》翻的把牛皮绳断了很多次。老夫子呕心沥血地整理中国的文化，使中国文化始终站立在世界的高峰。所以说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人，是吃中国文化长大的，经典就告诉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如何进行人格的修炼，如何做到“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不断圣化的过程，向圣贤学习。
古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非不能也，不为也。”不是不可能做到而是不去做，所以要读圣贤之书少读流行，当然流行的也可以在网上看看，浏览一下天下大事，但是不能整天沉迷在那些东西里，快餐文化有色素还有其他不好的东西，就像现在的小孩子不该胖的胖起来了，就是因为饮食中有激素，这违背了人生之道，违背自然之道。我觉得要沉下去读些经典，比如《易经》、《论语》、《孟子》等。其实现在的经典很好读，有好多的注解。我建议大家读《论语》时读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他是中国当代唯一称得上的国学大师，他去了台湾以后几十年都没有中断国学。台湾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国学没有中断。我们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当时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有革命的一面，也有情绪化的一面，“五四运动”就是年轻人的事业，“打倒孔家店”，鲁迅先生讲“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当然是针对封建糟粕而言的。今天冷静下来看，我们的国学中还是有好多精华。
如何来传承文化，如何向古人学习圣贤之道，加强人格修炼，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要下功夫好好读些经典，只有读经典才能感受到人类的智慧、思维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能感受到伟大的思想体系和经典的精神力量，这样才能有文化的底气，才能有文化的基础。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基本功，垫底的就是国学的基础，要有基本的了解，当然不是要求大家当专家。过去好多古人皓首穷经，一辈子也学不出个结果。今天大家要知道，不是做知识分子，而是做知道分子，把古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人格理想是什么，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基本功还是要练好。
过去讲儒、道、佛三家，中国可以把所有外来文化都同化为中国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也完全是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作为发源地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衰落了，真正的佛教文化现在中国，是中国化了的，是把儒家文化引到佛教文化中使它进一步成长。儒道佛三家对人生都是有用的，所以叫“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所谓“以佛修心”是指出家人看淡名利、淡泊人生；
“以道养生”是指道法自然、顺应自然来养身，“与四时合其序”，符合自然天道的变化，符合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符合天道、地道、自然之道；
“以儒治世”指儒家是入世的事业，佛教是出世的事业。我们提倡以出世之心对待入世事业，以看淡名利的心情来对待入世的事业。读经典要把经典当做一种终生旅行的方式，人的生命方式，在人生的旅行中有经典的伴随将会是一个快乐的人生。
有人总结读经典有三个过程：首先是忍受，读经典时不可能像读小说那样快乐轻松，半醒半睡都可以读，读经典时要头脑清醒，深刻思考，忍受寂寞和枯燥；
第二是接受，由忍受到接受就进入了新的境界；
最后是享受。明代王艮说“乐学”，“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
不学不是乐，不乐不是学”，意思快乐是因为学习经典，学习是学习经典的快乐；
不快乐就不叫学习，不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穿越千年和古人对话是一大快乐。曾国藩讲，“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
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读经典同时还要读有关业务的书，干一行爱一行，要爱岗敬业。干哪一行要成为那一行的专家，最起码不当知识分子也要当知道分子，不能一问三不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一个单位的领导经常一问三不知，那怎么当领导呢？读书首先是进行人格的修炼，人格的修炼是非常重要的，还给大家举那一个千古师表，人生楷模，他是一个标杆，在几千年历史中他就是一座高山，还是曾国藩。他终生进行自己的人格修炼，在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课程表，其中有十二项内容，后来被称为曾国藩的读书“条规”。
第二就是能力的修炼，读书才能提高我们的才能，过去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就是为建立事功做准备。没有人生的格局是办不成大事的，器小易盈，所以要重视人格的修炼和胸怀的培养。曾国藩讲大丈夫的事业依仗的是胸襟，就像过去的一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跑马”，人的胸襟有多大，事业才能做多大。器小易盈，如果做事情时左想右想就是自己的那一点私利，能干成什么大事？没有远大的目光就行而不远。
以天下之至诚，应天下之至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分辛苦一分收获，我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要走正道，一定要记住“天道忌巧”。投机取巧的路是不会长的。过去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走了捷径可能有效，但是有限制的，是行而不远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下笨拙的功夫。有些人说某人会当官某人不会当官，大家千万不能入了会当官的那一流，不要相信什么“甩手掌柜”。什么事情也是从辛苦来的，都是劳心、劳力的结果。凡是成就事业都是这样，包括曾国藩历史上成就事业的人都是非常辛苦的，都是长期劳心、劳力的结果。天上不会掉馅饼，人间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那些神话，那是误入歧途。不要相信什么策划，有一个主意就能上了天，能一夜暴富，世界上没有那样的捷径可走。人生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什么叫路，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叫路，要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
亚圣孟子讲“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意思是源头里的泉水滚滚涌出，日夜不停，注满洼坑后继续前进，最后流入大海。水要把坑洼注满才能继续向前流，就是说做事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水如果不把小坑注满怎么向前走？水往低处流，注满了才能继续向前走，这就是“盈科而后进”。古人讲的话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最高的人生哲理，我们要当老实人，一步一步向前走，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千万不要思巧，巧害人。所以孔夫子在《论语》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投机取巧、当面阿谀奉承的人很少是“仁”，都是小人。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说得很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臭，既要老到，又要清明”，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事希望无声无息地干。
“做事要开张，做人要低调”。当一个人成为知名人物时就离身败名裂不远了。什么东西都是一个辩证法，我一直警惕，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历史上的大师，宋代是朱熹、二程（程颢、程颐），明代是王阳明、王船山，宋代以后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朱熹说过“圣贤之言千言万语教人从近处做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得大学大事之道”，他说得很明白，圣贤千言万语就是叫人要从身边做起，古人从小的学习和小事情中明白大的道理，就是小中见大。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把两脚踩在大地上，不能踩在云中，那样是会掉下来的，那不是我们踩的地方。“地势坤，厚德载物”，讲的就是在大地上才能干出我们的事业。
“地道变盈而流谦”，是说地之本性是要使盈者溢出而流向不盈的一方；
“鬼神害盈而福谦”，是说鬼神的本性是损害盈满者而福荫那些空虚者。
当然孔夫子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不要去讲这个东西。神是一种宗教情怀，是一种信仰，人生没有宗教信仰是很可怕的，有人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人就会变成禽兽，没有宗教信仰，只管享受今生，不管前生和后世，这样就会变成禽兽。过去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积累善德的家族，这个家族就会有享不尽的福留给后世；
如果不积累善德，那么后世必定遭殃。“人道恶盈而好谦”，是说人的本性是讨厌满盈者而喜好不满者。就像有些人暴富起来后以为天下都是他的而得意忘形，结果大家都不会喜欢他。
《易经》里有六十四卦，其中有一个谦卦，谦卦是这样画的，上面是坤，下面是艮，坤为地，艮为山。卦象的道理是这样的，山都比地高，但是要谦虚到把山放到地的下面，把自己放到最底处，这就是谦卦。在所有的卦像中，乾、坤二卦是《易经》的入门卦，每个卦有六个爻，在六十四个卦象中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汉代有人说谦卦“大可以保一国，小可以保一生”，人们都喜欢谦虚的人，“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之器也（孔夫子推崇“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
口行善、身行恶，国之妖也。那么我们做什么人呢？我们是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勤奋一世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懒惰一生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消费人生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创造人生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胸怀远大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器小易盈的人呢？我们要做一些选择，现在的社会我们不要拿君子和小人的局限来衡量，应该从务实的层面来解读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生苦短，人生在世就是应该做一个有用之材。有用之材是什么呢？就要有人格的修炼，有能力的修炼，有理想的追求和责任的担当等要素，有用之人是有要素的。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平庸的人是怎么炼成的？懒惰一生炼成的。他还说：“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驰则百处懈也。”这在曾国藩的治军中体会是非常深的。
我们的好多问题就是懒惰造成的，没有其他原因，就一个“懒”字，懒则治人不严、治军不严、督察不严，比如说我们的工程监管就差一步没有到位，为什么我到工地经常生气？工程质量问题，你的业主负责人干什么了？监理干什么了？工程负责人干什么了？为什么不到第一线、靠前指挥？好多失败就差一步，就是一个“懒”字造成的。
我想大同确实应该思考我们的文化了。大同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豪放的文化，我们是属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融和的地方。大同人非常善良、非常厚道、非常宽容，我们跟人打交道不算细账，非常豪放，非常大气，这是我们文化健康的方面，就是说把这个健康面引入正确的轨道会变成我们的财富。任何文化都是双刃剑。豪放的背后可能就是粗放啊，宽容的背后可能就是纵容啊，你包容的多了那对坏人不就是放纵了吗？
我们惰性文化的形成是有一定时间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民族融合的时候。到了明代大同屯兵12万，那时候是发军饷来养人，这是一个因素。再加上农耕文明时代，大同是夏天长、冬天长的，只有两季，没有四季，实际上大同的春天很短。比如春天本来是植树的季节，到了4月底，我就说开始植树，他们说冻得挖不开，我到现场后果然发现挖不开，到了5月初，天气很快就转暖了，树木就开始发芽了，那么就不能栽树了。栽树应该是反季节植的，最好在它休眠期间栽。时间很短，就十来八天时间，是典型的夏天长、冬天长，就好像没有秋季，我们今天穿的短袖，明天就得穿毛衣，天气变化太快。就是在这么短的季节内，有半年是漫长的冬季。我们今年也是这个情况，11月就不能干了。所以对北方来讲，隆冬时节大家是坐在家里，是休息的时间，一年时间半年闲，这是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农耕文化的传承。这是第二个因素。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雁同合并后，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我们的官多了，加长板凳，就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由几个人来做啊。我们过去老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官多不治事，龙多不治水。那么官多了以后，这个文化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官多了，那些科长等就看不到希望了，干好干坏就那么一回事；
官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激励措施了，干事和用人就不挂钩了。这是第三个因素。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那么多的干部，转来转去就那一点位置，就只有干不成事了。干不成事就是干部的用人机制、奖惩机制发生了问题。干事的当不了官，不干事的可能就当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我们惰性文化的蔓延。所以责任心就缺失了。
为什么今天我讲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我跟你们对话的机会不多，所以我非常认真地对待你们。昨天晚上进行了认真准备。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根上来检讨我们的文化。我在大同就深深体会，我干事干到今天，非常得迷茫。过去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在天塌地陷的情况下也是往前走的。但是走到今天我感到很困惑，就是这样一种环境，我们能不能走得远呢？今天的成果能不能巩固得住，哪一天还会不会回到过去那种有事无人管的地步呢？我感到很迷茫。
我来大同工作时就有好多领导劝我说，“大同可复杂呢，很不好干”。我到了大同工作以后，复杂我还没有体会到，但是干事的艰难确实感觉到了。所以我经常安排了事情有时候不放心，睡到半夜还想这个事情落实了没有。有时候是今天安排了明天再督促一下，因为我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可能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就是有些事情我很不高兴，我安排了事情一周以后再问他，他没有办了，把问题装进了口袋。他说有这问题有那问题，我说你办不了不等于我办不了，为什么你不给我报告呢？他说我看见您那么辛苦，不好意思打搅您。而且说这个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的。我就问他你不想打搅我，我安排你的事情你不去办，办不了到今天我还得过问，这不是更大的麻烦吗？你没有想到给我增加更大的麻烦，又耽误了时间，增加了办事的成本，影响了工作进度，那你为什么没想到这是更大的损失呢？我说你办不了就及时给我报一下也行啊。我经常跟大家讲，我的手机经常开着，大家要找我很容易，当然在办公室肯定找不到我。
你说我们的事业走到今天，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谁也不是神人，那么到一定时候就需要团队，需要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大同人应该向这种惰性挑战，时时警醒自己，看看我们自身有没有惰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环境原因常常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人是环境的动物，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人，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同人，很难免俗。所以要看看文化基因有没有问题，环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种惰性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烙印呢？作为大同人能不能勤奋起来，能不能振作起来，能不能把责任担当起来，做一个勤奋之人？曾国藩讲，“骄与惰未有不败者，勤字用来医惰，慎字用来医骄”。骄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惰。
沈阳故宫挂了一幅联，上联是一勤天下无难事。世上的事，行事难，但勤奋就不难，行路难，知难不难。下联是百忍堂前永泰和。所以，安逸者是不能兼大任的，吃不得苦是不能成就大业的，劳苦、劳心是基本功。
第二个是养别人，就是我要建功立业，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第三个是被人养，靠子女照顾。就是这么三段论，中间就这么一小段，这么一小段概括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四句话，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年幼后除老，中间所剩也不多，还有一半睡着了。我们还能消费吗，还不抓紧时间创造人生吗？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人生在世走一遭，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求名当求万世名。人生在世，就应该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创造价值，不能光消费，那么谁来创造呢？
一流是怎么创造的？一流需要正确的思路。前两天我在吴官屯调研，云冈的博物馆、演艺中心是由吴官屯煤业和首钢合作搞的，他们想要搞一台艺术节目。我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旅游人是流动的，从易到难先搞几个小节目，做成刘老根那样的节目，每次有人去了看一个小片段能吸引住人，不适宜搞大场面的节目。而吴官屯煤业董事长刘小平想搞一个展示云冈文化的大节目，请的是大同艺校的一个领导，艺校他们也有雄心壮志，说是要超过张艺谋。我说我很高兴，但你知道张艺谋是什么位置？他是中国顶级的人才，你要超过他得有比他更有本事的人帮助你，这个人是谁呢？后来他说是开玩笑呢。我说军中无戏言，这是件大事，涉及到整体思路，如果不认真，一开始就稀里哗啦，怎么能成呢？《一把酸枣》是怎么炼成的？张继刚讲，《一把酸枣》问世以来1700多天的时间里演了800多场，全是市场化运作，创造了歌舞剧史上的高峰，目前还没有一个歌舞剧超过这个记录的。整个剧作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一分辛苦一分才。世界上还是要走正道的。
创造一流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写道，怎么能创造一流？就是要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学先进就是找行业里最先进的，跟上人家学；
傍大款就是找做得更好的人，跟人家去合作；
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这是个基本经验，通俗易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怎么伟大，要跟伟大的人一起干事才能创造伟大，当年跟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一定是伟大的人，才能做成伟大的事业。伟大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一流不是关住门的一流。我在榆次讲，不创一流就是落后。这个理念很好，首先要知道一流的参照系是全球的、世界的眼光，不能关住门把平房推倒盖成楼房就成了一流，那不成了狂人了吗？那实际不叫一流，是末流。创造一流，眼光很重要，创作、建筑的事是神圣之事，这是何等大的事情？我最近在北京到国子监和孔庙搞调研，国子监有个辟壅，是皇帝讲学的地方，辟壅的规模还不如我们华严寺的七间殿，但是建辟壅的时候谁当的总指挥呢？是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刘墉当总指挥，和坤参与。刘墉是工部尚书，拿出图来皇帝审定，还要再征求和坤意见。和坤提出来要在四个角拉四根横梁，节省木材，增强稳固性，外方内八角，建设开工的时候皇帝选黄道吉日，三叩九拜，让诸神退位。创作是何等大的事情，何等慎重，哪能是开玩笑呢？圣贤之事哪能开玩笑呢？我们是该严肃的不严肃，该慎重的不慎重，稀里哗啦还能干成大事？工程指挥部早晨开例会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嘻皮笑脸就批评，我说要慎重，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么大的事情整天嘻皮笑脸干什么呢？创造一流必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干事，要干大事，当创业者。创一流怎么创？
外官是敷衍、颟顸，颟顸即糊涂，是那么一种官场风气。所以他立志自拔于流俗，一生就是要超凡脱俗，一生不爱钱。他真正做到这一条了，做了那么大的官、经历了那么多的钱，却不爱钱。人生要立志做大事，做大官有大官的事，小官有小官的事，一般干部做一般干部的事。做官有限制，事业无止境。做官职数是有限制的，有大官、有小官，但做事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延伸人生的长度可以拓宽人生的宽度，在位上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也有人讲，做官要有四行，第一自己要行，第二有人说你能行，第三说你行的人能行，第四身体要行。这四个要素里有两个是自己的，就是第一个和第四个，另一半属于外在因素。所以人成事，一半在天，一半人力，人力居其半就是这样来的。一个人怎么来对待当官和做事？就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尽最大努力做事，能不能成功那是听天由命的事。许多事不由自己，做多大官自己能做得了主吗？就不要那样想。如果那样想，就感到自己做的事多了，了不起了，组织亏待了你了，该使用了。背上这么个包袱，是干不好事的。任劳容易任怨难。不干不就把一个人才浪费了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官尽在其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要作为人生的理想，努力往前走，收获是另外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耐苦就是吃苦，这是人生成功的一个要素，也是一个人品德组成的重要部分；
耐劳要吃苦在前，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做官之道是什么呢？“先之、劳之，无倦”。先之是身先士卒，辛苦在前，没有疲倦；
耐闲就是耐得住寂寞，不要浮躁。
如果仕途通畅就报效社会。
大同现在属于干事用人的时代，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是一个创造业绩、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们的事业需要千百万人的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接续，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发扬光大，我们的未来才有美好的前途。这是至关重要的。人才兴家，人才兴国，人才兴市，人才当家，这是希望所在。在这样一个时代，同志们一定要把握好机遇，就像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来大陆访问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国共合作的新时代到来了，机遇来临了，你准备好了吗？”首先要问一下自己，你的德、能、勤、学，能力和品格的修炼，准备好了吗？
今天，把大家集聚起来，给大家作个动员，希望同志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不辜负时代的希望。最后我用宋代大儒张载对天下学子讲的一句名言与大家共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为人民建功立业。
谢谢大家。
